时间： 2021-06-28 10:52
来源： 中国水网
作者： 薛涛
日本企业由于迷信高品质，不屑于对自己的生产工艺进行改造，仍然继续生产可以保质25年的芯片，结果给了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比如，同样是生产64M的存储芯片，日本企业的加工工序是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的1.5倍，是美国企业的2倍。加工工序越多，生产速度也就越慢，而且需要越昂贵的芯片制造设备。
当时的日本企业代表尔必达，仅是设备成本就比竞争对手高出2~3倍。相比起来，韩国的三星在降低设备成本方面拥有非常高超的技术，特别是延长现有设备使用寿命和熟练运用设备的能力，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看成品率，也就是每个生产批次中合格产品的比例，尔必达能够做到98%，而三星只有83%，看上去三星在技术上要略逊一筹。但是，三星设备的芯片吞吐量是尔必达的2倍，也就是说，虽然成品率更低，但在相同时间内三星设备能生产出的合格芯片数量比尔必达高得多。2005年三星的利润率为30%左右，尔必达只有3%左右，差了一个数量级。
尔必达的困境是日本电子产业的一个缩影。由于制造成本居高不下，很难盈利，而盈利不足又反过来影响了对研发的进一步投入。2012年日本政府发布的《制造业白皮书》就指出，日本电子产业的研发经费在逐年减少，研发投入比远远低于三星。
日本电视机产业也同样陷入了追求极限品质的误区。索尼一心追求画面的超高清晰度，已经超出了人眼可以分辨的水平。汤之上隆说，2012年左右，他在一位索尼工程师朋友的家里，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作为索尼工程师的丈夫抱怨说：“全世界都不知道索尼最高品质的液晶电视画面有多清晰，这个世界简直疯了。”而这位工程师的妻子反驳说：“我看你才疯了。你看我们家的索尼电视，如果开最高清晰度来录节目，硬盘很快就满了，结果还是得用低画质模式来录。再说，看电视节目，低画质完全够了。你们弄的什么超高清画质，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就是一种内卷化的表现——努力并没有带来新价值的产生。
市场反应也的确如此。当画质超过了人眼能够分辨的水平，再往上提升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消费者感觉不到。这时候，消费者更在意的是价格是否实惠，以及是否有更新颖的功能，这方面是韩国企业擅长的。2012年之后，三星和LG牢牢占据了全球数字电视市场份额的前两名，而索尼的市场份额不足三星的一半，陷入亏损泥潭。同样以高画质电视机著称的夏普也陷入巨额亏损，在2016年被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收购。
汤之上隆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日本企业界错误地理解了“创新”这个词的含义。日语把英文中的“innovation”翻译成“技术革新”，以为创新就是指新技术，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定义，“innovation”是指“发明和市场的新结合”。简单说，就是要把新技术和产品结合起来，让产品能够迅速占领市场，这才是企业界的创新。如果仅仅只是发明新技术，那是科技界的创新而不是企业界的创新。
汤之上隆认为，正是因为错误理解了创新的含义，导致日本电子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在追求极限品质的死胡同里越走越远，而与市场越来越脱节。
在日本电子企业，站在鄙视链最顶端的是研发部门，其次是生产部门，最后才是市场部门。有一次，汤之上隆的一位朋友从技术研发部部长调任市场部部长，这位朋友感叹说，“唉，被降职了。看来马上我也要整天坐冷板凳了”。市场部在日本电子企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风险投资人江南愤青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日本企业衰败启示录》。他认为，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工匠精神”，对日本电子企业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工匠精神是把工艺做到极致，这是工业时代的王者思维。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电子产品从耐用消费品变成了快消品，一两年就淘汰了。这个时候企业拼的是把产品快速推向市场、快速试错、快速迭代的能力，而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精益求精地打磨工艺。
从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20年日本的电子产业衰落了，而汽车产业仍然可以保持领先。因为汽车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工匠精神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是汤之上隆也指出，随着新能源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兴起，汽车产业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本汽车产业能否顺利转型，跟上这趟车，现在还是未知数。
第三部：战略失误
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汤之上隆认为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营战略上的失误。具体来说就是，日本电子企业走坚持纵向一体化，而抗拒互联网时代水平分工的趋势。
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产品零件都是模块化的，小到手机，大到光刻机，模块之间的接口都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商只需要设计好自己的产品，采购相应模块，然后进行组装就可以了。这就促成了产业在国际间的水平分工，并且降低了产业的进入门槛。三星和LG能够快速超过日本电视机企业，一个契机就是数字化电视时代的来临，让电视机各个模块之间的接口标准化了。
同样地，在生产芯片的关键设备光刻机领域，日本的尼康和佳能曾牢牢占据世界前两名的市场份额，然而后来却被荷兰公司阿斯麦赶超，并被远远甩开。
由于荷兰没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倒逼阿斯麦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合作，采购它们的模块，自己来进行组装和调试。阿斯麦最牛的地方在于集成，它组装调试出来的机器误差非常小。机器误差是指每台设备在性能方面存在的差异。反观尼康，它的生产系统是封闭的，所有部件除了光源，全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组装。尼康光刻机单台运行的性能很好，但是每台设备之间的机器误差很大。
机器误差大，设备利用率就低，因为需要将设备专用化，每道工序只能使用一台固定设备;而机器误差小，设备利用率就高，因为无论哪道工序都可以使用任意一台设备来处理。平均来说，阿斯麦光刻机的处理能力是尼康的2倍。所以汤之上隆认为，尼康光刻机的落败，部分原因是拒绝参与国际水平分工。
实际上，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半导体产业就出现了设计和制造相分离的水平分工模式。有的企业只从事芯片的设计和销售，不从事生产，这样的企业被称为“无厂化企业”，英文是Fabless;而承接芯片生产的企业被称为“代工企业”，英文是Foundry。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纵向联合型企业，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比如全球最大的两家芯片企业英特尔和三星。但是要注意，英特尔和三星的芯片厂也同时承接外包业务，所以，它们同时也是“代工企业”。
编辑： 赵凡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并兼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E20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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