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机盎然：农村污水市场野百合也有春天

时间： 2020-04-26 10:04

来源：中国水网

作者：全新丽

资料图片：王洪臣在2019(第五届)环境施治论坛上主旨发言

在“2019(第五届)环境施治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低碳水环境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洪臣教授指出，农村污水治理是近几年行业普遍关注的重点领域，很多企业都开始大举布局农村污水治理市场。但火热背后，农村污水治理却雷声大、雨点小，举步维艰。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很多，如财政投入、规划建设模式、运营管理模式等等，而一些不切实际的排放标准则更加严重的阻碍着农村污水治理的进程（详情→王洪臣：不要让不切实际的排放标准阻碍农村污水治理）。

王洪臣指出：首先，标准分级混乱。有的标准按排水去向分级，但绝大部分农村污水去向无法定性。农村污水很多说不清楚，不能简单用分级来确定标准;有的标准按设施规模分级，但规模取决于采用集中还是分散的规划布局;有的标准按本地经济状况分级，但本地经济状况实际无法定性。

第二，排放限值宽严不相济。很多省份的一级标准等同或严于国家城镇标准的一级A，但三级标准又放宽到不处理也可达标。王洪臣指出，标准该严的不严，该松的不松，排放限值宽严不相济。

第三，标准要素缺失。王洪臣指出，排放标准应该包括：限值、取样方法、评价方法三个要素。但目前，几乎所有省市的排放标准都没有明确的取样方法和评价方法。导致实际执行过程中，采用瞬时样、全达标的取样评价方法。

第四，制定标准不考虑实施效果或后果。“很多标准制定时，不考虑实际的达标率，导致执行阶段‘就高不就低’，攀比心态严重。”如农村受纳水体普遍没有水功能区划，有区划的也不会是Ⅳ 类或Ⅴ水体，在不清楚排水去向的情况下，为了稳妥，地市县往往会优先采用最严的标准。

第五，越来越严的标准。从目前已经发布了地方排放标准的省市来看，北京的农村污水排放标准远严于城镇污水排放的一级A标准;河北的相当于一级A;上海介于一级A与一级B之间;宁夏、山西和陕西相当于一级B;浙江和重庆远低于一级B。

技术方面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王凯军教授曾表示，我国污水处理技术繁多，市场相对混乱。针对农村污染物排放没有专用的技术标准体系，也没有明确的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路线。

例如桑德SMART小城镇污水处理系统解决方案，是将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生物转盘工艺重新搬上舞台，这个技术并不复杂，但是可以有效应用在农村污水处理中。

金达莱董事长廖志民也认为，农村污水处理技术一定要容易装备化，否则很难大众化，也很难普及使用。

对于技术现状，王凯军、文一波指出，我国农村污水处理工艺技术种类繁多，标准不一，执行困难。“如果在一个县或者一个市同时出现几种，甚至十几种技术，那么最后的整合运营就会非常困难。”而技术标准不接地气，农村和村镇污水排放标准不统一也是一大症结。

薛涛认为当前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可以分为三个流派：道法自然派、工程技术派、设备装备派。工程技术派是想复制市政污水处理的做法，通过建设工程，集中收集处理;设备装备派就类似于廖志民所说的，根据农村污水的特点，使用整套设备分散处理;道法自然派，强调的是利用农村自然环境，各种天然的条件，强调生态的手段来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减少使用更多的物理、化学手法。

与技术相对应，总体来看，目前农村污水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纳管区域集中处理方式：主要是城镇近郊区的村庄，通过管网将农户污水收集并输送至城镇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村落污水集中就近处理方式：通过管网收集村落内住户污水，并集中到村污水处理站统一处理(镇一级，金达莱);分户原位处理：采用小型污水处理设备或自然生态处理等形式将单户或几户的污水在住户的房前屋后原地处理或利用(村一级，日本久保田、首创嘉净等)。

“农村污水处理无论选择哪种技术路线，都要依赖于运行模式和商业模式的选择。”王凯军表示。

PPP

薛涛在2017(第三届)环境施治论坛上说，2016年起，主流商业模式正趋向于区域打捆PPP。PPP项目在不断增加，不仅限于农村生活污水还是垃圾。一些大型企业跟地方政府大包大揽。我们看到区域打捆中有两种，第一是区域污水治理打捆，第二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打捆，第一类打包的是地域范围，第二类打包的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