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6-03-18 09:11
来源： 中国水网
作者： 薛涛
现实经济，没有如何企业可以在零利润率下生存，金融市场不可能脱离企业盈利的机制。金融嫌贫爱富的抵押担保，假如没有政府干预，如何能解决扶贫的融资问题。处理生产过剩，必然要损害一方的产权。日本美国的量化宽松，保护的是银行的资产，代价是牺牲老百姓的福利。让房地产的投机商破产，廉价转移房屋给贫民，当然不是帕累托最优。
照搬西方市场体制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小康。
过剩产能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典型现象
国内媒体经济学几乎普遍把产能过剩的原因归之于供求关系失衡，而大规模供求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把市场化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手段。事实恰恰相反，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
任何一个有经济史知识的人，都会记得历史上令人震惊的一幕：美国大萧条期间，一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家庭陷于饥饿，另一方面农场主把“生产过剩”的牛奶倒在路上，宁可亏损，也不降价销售。
如此的“非理性行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追逐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假如大萧条时期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可以非常简单地由政府出资收购卖不出去的过剩产品，直接分配给需要的民众就完了。哪有什么民生急需的过剩产品存在？这也是中国历代皇朝总会在灾荒之年打击粮食的囤积居奇，而非保护投机产权的原因。
著名匈牙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研究《短缺经济》时就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供给不足，原因是资源限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供给过剩，原因是市场限制。
科尔奈认为造成短缺经济的微观机制是预算“软约束”，使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可以依靠政府补贴长期存在。他认为，市场化可以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提高效率。但是东欧转型和金融危机否定了科尔奈的诊断。
西方同样存在企业的软约束。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给了亏损的三大汽车公司和金融寡头巨额援助，确实挽救了汽车公司，但是对金融机构的巨额注资并没有改善金融产业和实体经济。
东欧转型期间，按照科尔奈的处方对国有企业施加预算的“硬约束”，结果导致技术、设备、人才都比中国先进得多的东欧国有企业大批倒闭，或被西方跨国公司廉价收购，经济大幅度下降。
反而是技术、设备、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双轨制的转型过程中，得以维持社会稳定，同时更新技术，提高了和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经济持续高增长。
这正是因为转型时期，中国的政府和银行给受困的企业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中国和西方、东欧软约束的主要差别是：西方和东欧的软约束主要用于不可持续的消费补贴，而中国主要用于有再生能力的技术投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价格机制是否在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配机制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地区、产业、和等级的差别有平均主义的倾向，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差距比资本主义国家小得多，包括实行高所得税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优势，就是在战争、灾害、或资源困乏的时期，用平等配给的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经济，主要表现在新技术产品的供不应求，例如早先的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和后来的电视机、小汽车、和住房。这在供给短缺，只能靠发展生产解决。
但是请记住，如何新产品的出现，都有供不应求问题。分配问题就成为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要么抽签（彻底的平等主义），要么按等级（例如年资，职位，功勋，身份等等），要么按价格（本质是财富赋予的权力）分配。
中国困难时期，一度对短缺的消费品开放高价商店，只要有钱，如何稀缺商品都能买到。
东欧转型，价格放开，立刻产生高通胀，使民众的财富缩水。排队的短缺现象没有了，但是企业大面积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用价格跳水来消除过剩产能是立杆见影，但是社会后果严重，谈不上什么“资源优化配置”。
这里，市场机制的主要优点是调节机制比等级制灵活，问题出在灵活带来是社会不稳定性。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强调，而新古典经济学回避的问题。
假如供求机制能同时解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就不需要市场和非市场（所谓政府，实际包括国有和非盈利部门的分配机制）共存的混合经济。
过剩产能产生的根源在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无法解释过剩产能的长期存在。因为完全竞争理论断言，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供求均衡到优化水平。但是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隐含两个假设，一是否认企业需要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初始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历史欠债，二是消费者没有路径依赖，对价格涨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这两条都是完全不现实的。
比如大剧院经常空座率很高，按照边际定价理论，开演前应该把卖不出去的票降价出售，甚至免费赠送。但是私营的老板很少愿意降价出清过剩座位。
原因一，如果收入不能偿付初始投资，就会破产倒闭，初始投资就打了水漂。
原因二，即使短期现金流可以支撑，但是给有经验的消费者创造了套利的机会，许多本来可以正常付款的买家，故意推迟到开场前等待打折票，大家仿效，正常定价的票卖不出去，就打乱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所以现实的企业竞争，不只是技术竞争、质量竞争，而且是资本竞争。资本多，信用高（贷款软约束大）的企业，对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强，就比其他的存活率高。问题是过剩产能持续的周期能否度过宏观经济的寒冬，就不是企业可以独立决定的问题。
金融是雪中送炭，还是火中取栗，就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让资本的利益集团说了算，还是政府按多数人的利益做统筹安排？这不仅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更是中国市场的本质是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方向问题。
编辑： 李晓佳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并兼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E20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中建环能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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